作者：杨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讲师）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精神坐标。回顾这风雨飘摇的岁月，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追求世界和平，不断深化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展现了大国情怀和大国使命。 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侵略的阴霾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正义与和平的高度，深刻洞察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有意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置于人类正义事业之中，把中国人民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和平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洛川会议的《抗日斗争和国家安全十点纲领》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必须同一切干涉日本侵略的国家缔结反侵略联盟和抗日互助协定”。 1938年，毛泽东同志阐述了“三个反侵略联合成果”的思想，即中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以及日本人民统一战线，建立了从国内到国际的立体反战格局。同年3月，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日本国内的”，并进一步预言，在上述三个统一战果下，中国一定会赢得抗战。 1941年，“东方各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参加并成立了“延安东方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激励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推动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在内部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外交”。发出正义之声通过发行日报和新华社广播向世界传播。通过邀请斯诺、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访问延安，打破了新闻封锁，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这些举措不仅增进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党反战主张的理解和支持，也为新中国后续的外交格局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在继承延安时期对外交往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关系思想更加成熟，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更加凸显，注重寻找建立国际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祝愿世界和平。面对冷战分歧，中国在对抗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一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告诉我们“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分社会制度，都可以和平相处”。从恩来总理上周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政策，到对不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再到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始终与广大国际国家站在一起，为构建广泛的国际反霸联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热情把握时代脉搏，传递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基本战略判断表明，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定界限，而是着眼于同各国开展合作。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以务实行动融入国际社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积极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这种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了解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工作人员改变工作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时代提问：“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该怎么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委创造性地传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这一理念抛弃了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旧逻辑，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当代表达，已经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围绕这一崇高目标，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倡议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支撑。它们不仅应对粮食短缺、安全困境、管理赤字、文明冲突等时代重大挑战，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领先的中国方案。最重要的是简单，努力才是关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美好愿景，也是切实可行的道路。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它打破地域限制，寻求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把各方利益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联系起来，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实现现代化。事实表明，这一倡议已成为汇聚全球发展动力的重要平台，也清晰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想提升自己，就能帮助别人，想帮助自己，就能帮助别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人类发展而奋斗的政党。延安窑洞群星从新时代的火花到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初心不改，历久弥新。面向未来，中国始终在世界心中，与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谱写精彩篇章。